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增进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如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伴生性问题，实践中如何操作等，都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来解决。

　　实现价值观创新

　　一是要在周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的塑造。在全球层面，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本是客观现实，但却由于地理及政治等割裂性因素而被刻意忽视。由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这种地方性和割裂性更容易突破。其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可能产生地区性外溢，实现地区和平共处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最低目标；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紧密，确保地区共同的经济繁荣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次低目标；其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环境、生态、气候等可持续发展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较高追求；其四，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相通，各国人民生活幸福和谐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这四个层次的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互对应、相互促进。

　　二是要塑造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观。如果说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其现实性和道德感更容易被承认，那么要求大家共同付出的责任共同体则容易被忽视。周边命运共同体因其地理范围相对较小，更易于践行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观。其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理邻近使命运共同体更易成为共同的追求目标；其三，同样由于空间的固定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必须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通过构建责任共同体将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有机联系起来。

　　三是要以复合型地缘政治观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关系复杂，容易陷入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但人类交往稠密度上升、技术突破等使传统的时空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地缘政治正朝向复合形态演变：传统地缘政治的逻辑前提是空间固定、时间流动；但新型地缘政治却以时间可能静止、空间可能折叠为逻辑基础。这意味着，必须将平行叙事纳入既有的线性叙事之中，从而更有效应对变化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

　　推进理论创新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必须有效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伴生性问题。

　　一是要求复兴道路的理论创新。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很多是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通过武力征服实现武装崛起，其他国家往往成为其崛起的“受害者”。因此，中国需实现“体系内创新型崛起”，即在既有体系中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崛起，并使其他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在周边打造中国体系内创新型崛起的示范区，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二是要求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理论创新。要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是重要渠道。但既有国际公共产品供应面临严峻的成本赤字、制度赤字和效益赤字，因此中国需以周边为重点，以提升国际公共产品可持续性实现成本创新，以基于比较优势的供应合作实现制度创新，以综合性影响评估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效益。

　　三是要求周边整体外交的理论创新。中国应创新整体外交机制，主动建构对周边国家的“战略再保证”网络，帮助周边提升与中国对话和合作的制度能力，使中国成为“周边的中国”，化解某些周边国家对成为“中国的周边”的无谓担忧。

　　战略政策创新

　　一是明确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定位。其一，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共同体”的有效配合，如亚洲—周边—澜湄—中缅、中老等国别命运共同体的纵向配合，周边—中拉—中非等区域命运共同体的配合等；其二，从功能上，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先行先试示范区，也是基础夯实区。

　　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指引，切实推动周边国家可持续发展。应依据周边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对接的适配度和灵活性；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投资的溢出性和催化剂效果，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增益发展效果；完善国内地方“组合性参与”和“一带一路”“组团性建设”的结合机制，实现对周边国家的“精准”“对口”和“集群”的产业转移效应；大力完善与周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建设，特别是实现机制的系统化、网络化。

　　三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危机管理和影响评估机制，完善周边命运共同体阶段性目标体系，设置灵活的动态调整、多速推进、争端解决、智力支撑等配套机制。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