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3月举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澜湄六国共同提出“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树立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是中国建立新型周边关系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理论与现实意义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最有条件和基础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湄公河五国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四个域内国家分别明确构建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澜湄区域是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最有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纸面落到地面最佳选项之一。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为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验和借鉴。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首个得到了相关国家正式认可并已经进入建设日程的命运共同体，其构建将有效地验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深化，实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良性循环。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助力共建“一带一路”。澜湄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区域，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有效推动地区的“五通”建设，突出澜湄地区的交汇连接作用。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还可以成为周边外交的亮点。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可以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试验田，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对冲战略围堵，化解地缘风险，夯实安全基石，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多方面探索可行路径

　　对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王毅外长曾指出，“中国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根据李克强总理与湄公河五国领导人共同勾画的蓝图，努力推动澜湄合作走深走实”。秉承平等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澜湄六国共同制定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并持续推动其落实。启动以来，澜湄合作正在从快速拓展期进入全面发展期，澜湄区域各方面联系更加密切。政治安全方面，澜湄国家间高层对话和领导人互访频繁，多层级政治交往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非传统安全合作持续深入。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六国在铁路、公路、水电等领域实现了高质量的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更上层楼。社会人文方面，六国在教育、媒体、医疗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民生和减贫领域合作势头良好，民间交流不断增多。

　　当前，加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着力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做好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对接，东、中、西三路并举，同时有所侧重地优先寻求“中路突破”。二是充分发挥作为域内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也要理解湄公河国家对世界秩序转型的担忧，处理平衡好地区关系。三是进一步拓展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以外探寻更多的发展需求互补点，优化合作契合度。四是应注意发挥云南、广西的前沿作用，利用滇桂两省区的地缘、人缘、文缘优势，增进社会人文交流，在跨境疫病防治、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加强与湄公河国家合作。

　　重视内外部协调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备良好的基础与前景，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障碍。在致力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注意内部互信建设。政治信任是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政治互信决定合作命运。澜湄国家间客观上存在部分互信瑕疵，对此中国应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夯实区域政治安全，携手湄公河五国探索建立基于“利益—规范—制度”框架的、多中心（多个平等主体）治理下的共同体，促进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

　　二是注意不同国际制度的协调发展。湄公河流域地区合作架构具有多元、多重治理形态，存在着众多的国际制度，是著名的“制度拥堵”地区。不同的国际制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合关系，给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应明确澜湄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域内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制度的关系，倡导制度间错位协同与良性竞争，促进对接合作与互补发展。

　　三是客观面对域外影响。针对域外国家在澜湄区域的活动与影响，中国具备保持开放合作的能力，也抱有相应的心态。地区规范的生成与扩散将有助于化解域外国家的干涉与影响，中国应结合东盟规范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建立澜湄地区规范。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