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为新时代高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高校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明确功能定位，提升高校社会服务目标的针对性。从“传授知识的场所”到“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再到“提供社会服务的部门”，大学的定位与功能、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逐渐构成了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与此同时，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职能人为割裂的认知也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理论层面上，面对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和政治论为基础两个层面的博弈：前者强调高等教育要更多地关注知识的储存、普及和推广，后者强调高等教育要更加注重对国家和社会的服务。实践层面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项职能的定义区隔引发思维定式，而三项职能往往分属不同组织机构并各行其是又从组织结构上加深了这种割裂。社会服务应贯穿知识传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过程。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三个“第一”，也明确指出知识传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本身就具备了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服务的基因。

　　优化组织机构，提升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保障性。组织机构是高校履行服务经济社会职能的组织保障。目前，高校服务经济社会面临的组织机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缺乏具有集群效应的高校社会服务联盟；其二，高校内部缺乏专门的社会服务管理机构；其三，缺少能够统筹一个地区或行业的社会服务平台。组织机构的不健全直接导致高校社会服务顶层设计与全局规划缺位，资源整合与高校利益协调乏力，服务内容同质化、短期化、碎片化，各履职主体履责边界不清、问责困难等多种问题。鉴于此，一要突破组织壁垒，建立具有集群效应的高校社会服务联盟；二要明晰责权利边界，在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管理机构。美国高校“锚机构”联盟的组织经验或可借鉴。2001年，美国首次提出“锚机构”概念，彭斯研究院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社区内拥有重要基础设施，因而不太可能移动的城市机构”，政府机构、大学、医院、文化机构等均位列其中。这一联盟包括了政府、基金会以及非营利性组织。高校“锚机构”联盟有明晰的服务宗旨、锚定使命与问责机制。锚定使命的实施在专项机构与专人负责下嵌入高校总体规划和整体组织架构，而非止步于倡议与承诺书。高校常以构建合作平台的形式在社区开展合作，高效统筹学术资源、科技资源、社会资源，共享知识、信息与公共基础设施，收获知识服务、科技服务、社会服务的溢出效应。若从价值链理论而言，高校作为“锚机构”这一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与其他拥有核心专长又彼此关联的“锚机构”协作，从而在整个价值链上产生了更大的价值，发挥了更大的创新潜力。

　　创新指标体系，提升高校社会服务成效的科学性。评价标准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社会服务成效的检验与评价，更在于对社会服务方向的引导、对内涵的延展和对激励的依循。目前，高校社会服务的评价标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评价体系分类评价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例如，教学型大学往往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人才支持；研究型大学则主要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提供高水平科研成果，尤其是“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技术，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等。而这两种类型大学在社会服务评价中往往使用同一套标准，这种粗放、单一的评价体系会直接影响学校自我定位参照和高校社会服务成效检验。其二，评价指标需进一步动态完善。教育部学科评估将高校的社会服务贡献指标主要分解成：包括但不限于弘扬优秀文化、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推进科学普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发挥智库作用等诸领域。这些指标主要集中于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在社会包容与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三，以同行评价为主的评价方式主观性较强、实操性较低。

　　为解决上述困境，一要制定分类评价指标，提升指标适配性和评价结果有效性。二要增加评价维度，完善评价项目，动态延展高校社会服务内容。三要丰富评价主体，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动态收集社会服务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建立相关数据库，做好数据收集、整理与共享，为高校社会服务科学调整提供支持。

　　总之，国家重大战略、社会重大关切、产业重大需求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立场与行为逻辑的重要依循。高校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服务的初心和使命、拓展了服务内容、创新了服务形式、提升了服务成效，体现了责任与担当，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字包容视域下的教育现代化研究”（2020SJA1232）、常州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ChatGPT推动下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常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州大学吴敬琏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