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衡量当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软实力资源大国，中国在发展中从来不缺乏故事，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讲。

　　国际传播体系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社交媒体对人们信息接受习惯深刻改变的背景下，各类主体都成为叙事的主体。中国故事的受众接受习惯和场域特征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不断提升叙事能力和认同建构能力以适应当前国家发展和全球语境的需要，依然任重道远。

　　把握世界变局  应对叙事挑战

　　中国拥有十分充沛的叙事文本。从历史到当代，中国故事的元素十分丰富，横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无论是哪个领域，中国叙事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伴随中国在全球社会领导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故事的叙事文本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包括如何解读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西方文化系统性差异、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趋势等，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故事的挖掘和加工并不尽如人意。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世界体系发生了许多不确定性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受众的角度上看，人们所拥有的话语权、表达意识以及观念冲突都是空前的。从传播主体上看，除了民族国家之外，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都具备了更加自觉的传播能力，其影响力甚至在一些具体议题上把握了主导权。叙事的主体变得多元了，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单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生产，就受到了社区、族群与个体的冲击。民族主义与全球价值的观照和对立同时出现，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观照和对立也同时出现，这些都使得受众更容易受到片面信息的影响，从而忽视宏大主题的叙事，转向与自身高度相关的“后真相”叙事。从传播的渠道和效果上看，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熟，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已经不仅是补充而近乎颠覆了，这就带来了传播内容如何重新适应传播渠道的问题。例如，文字内容无法完全适应电视媒体，文字和电视也无法适应碎片化、实时化和高互动性的社交媒体。从2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从整体上改变了信息接受的习惯。他们更加主动地搜索信息、寻找观念的认同感，并熟练地通过碎片化信息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些挑战的核心在于，我们正在重新面对一个被“安全化”了的世界。哥本哈根学派对于话语安全化的警告，再一次成为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对立形态。由于受众、主体和渠道的多元化，安全化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多元，文明对话从高远现代性的追求变成对马斯洛底层需求的捍卫。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具备优势地位的西方叙事在被逐渐打破。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正在与当前抬头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小群体认同、情绪性政治等现象发生巨大冲突。很多西方政治人物被裹挟在这样的观念冲突中，他们从根本上认同传统西方价值，却不得不关注和吸引更加清晰化、个体化甚至民粹化的选民群体。在国际传播中，出现了一个价值体系稳固、增长目标匮乏、接受空间有限、“后真相”现象泛滥的受众群体。这样的群体，代表了中国故事对外传播最大的挑战。在传播活动新的不确定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新认真思考中国故事的建构方式以应对挑战。

　　讲好中国故事

　　在西方建构方式逐渐退场，而中国的建构能力仍然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叙事与受众认同之间的对接。全球各国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文化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和制度认同。其中，文化认同常常被认为是核心。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共同的神话、起源和传说，更是风俗习惯、交流方式和生活观念，这其中浸润着人们的经验、努力和恐惧。

　　就文化认同来看，全世界的身份认同不是唯一的，但每一个国家的叙事都是全球文化认同的多元组成部分。一个良性的全球文化，应当是多种文化认同的综合体。

　　讲好中国故事，要重视叙事中的多元化方法以及多元中的统一。中国故事是显性多元、隐性统一的。显性的多元意味着中国的复杂性和发展性，隐性的脉络是中国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大大冲击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优越感，也打破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优势叙事。这种情况下，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世界体系，容易用刻板的同一律简单描述中国，将其归纳为一种概念，并与世界对立。如果中国故事是复杂多样的，就容易打动当前陷入困惑的全球受众，毕竟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在复杂性中找到自己的认同的。

　　中国故事既要有独特的认知价值，也要有共同的风云和艰辛，能让受众在新媒体平台的中国故事里，不仅读到异域山水，也读到美丽乡愁。

　　中国故事所面对的域外观念挑战，实质上也是对我们自信心和认同感的一次检验。在不断提升叙事能力、建构多元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塑造恰当目标，科学评价受众，在历史和现代的多样性中寻找借鉴。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