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由于驿路、邮传等基础设施尚不发达，儒学传播的覆盖范围受到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两宋由于特殊的政治建构、社会变迁和文化振荡，儒学传播的地域演进和空间拓展得到充分彰显，逐渐突破以北方为中心的传播路向和文化圈层，呈现跨地域、多元化传播态势并推动理学生发兴起。宋代儒学南传不仅扩大了儒学意识形态的地理版图，而且基于南北不同特质禀赋的地域文化互动融合，理学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均发生重大“基因突变”，儒学从“内圣外王”之道转向“正心诚意”之学，形成了反躬自省的文化心理结构和道德行为模式。儒学南传孕育的理学趋于沉滞深潜的“内在转向”，既削弱了传统儒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消解了经世致用、仁政美俗的现实说服力和感召力。
元祐更化以来，尤其随着南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隅，尖锐的民族冲突和社会矛盾急需思想弥合，北宋兴起的义理之学蜕变为专注内省的性理之学；同时，政治中心南迁为儒学南传提供了制度安排，儒学也在南传过程中发展到最高阶段和完成形态，由周敦颐开其端绪、二程奠其基础、朱熹集其大成，出现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学。程朱理学在宋学其他流派沉寂时一枝独秀成为主流，虽然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背景，但是洛学“道南”经由闽学承继发扬的演进，地域传播对儒学的转场与转型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涵泳作用。
二程洛学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传于朱熹，因而杨时是理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中枢，黄宗羲肯定说“龟山（杨时）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杨时是合闽洛南北之殊，绍濂、洛、关、闽之绪，继往开来第一人。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目送之并称许“吾道南矣”，四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又追随程颐问学于洛阳，“一日见颐，颐偶暝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杨时列传》），留下了尊师重道的佳话和“程门立雪”的典故。杨时师从程颐恰逢洛学遭遇朝廷打击处境困难，徽宗崇宁二年（1103）起朝廷又禁洛学长达22年，其间杨时在“学者交口无敢复道”的危难之中，校订程颐身后残佚书稿，整理编纂而成《伊川易传》，积极维护程颐思想以阐扬光大洛学主张。《伊川易传》广泛流传并被朱熹吸纳到《周易本义》，后来还经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官书之一。杨时身处南北两宋交替、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期，“兴灭继绝”接续了二程传自孔孟的儒学道统。
杨时在维护阐扬洛学的基础上发明了理学主旨，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做了铺垫，如承继了周敦颐对“太极”这一概念的高度重视，“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龟山集·语录四》）。杨时与程颐信札往复讨论《西铭》义理，阐释民胞物与“体用兼备”时强调“分殊”，“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而平施之”；发扬二程格物致知说时提出即物穷理的次第，“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反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龟山集》卷二十一）。默坐澄心既是程门进学之方又是理学养心之要，杨时曾教导罗从彦从中体认天理和修养身心，“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闭闲静之中，超然自得于言象意之表”（《龟山集·语录》）。这为朱熹后来的“居敬穷理”提供了思想资源，《四书章句集注》引述杨时之论达73条。杨时归闽被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追随者甚众，他通过著述立说和授徒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福建籍学者。杨时辗转东南聚徒讲学专心以传道为己任，足迹遍布荆南、浏阳、余杭、萧山、常州、慈溪等地，尤以福建将乐一带活动为理学生发渊薮。“由是圣贤之道博大昌明，如日月之丽乎中天，为天下古今万世所共同瞻仰，而闽中遂称海滨邹鲁，与伊洛同风，殆由先生所蕴蓄者宏。”（《重刊宋儒杨文靖公全集序后》）
据《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记载，杨时“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朱熹、张栻和吕祖谦“皆其所自出”。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再传朱松、李侗，李侗三传朱熹。绍兴二十三年癸酉，朱熹前往延平受学于李侗，如侯外庐所言：“按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张栻、吕祖谦与杨时的师承关系没有朱熹那样明晰，但无不间接受到二程和杨时洛学的熏染滋养。关于张栻师事胡宏以及胡宏受教杨时，可见文献不多，张栻在《知言·序》中对先生胡宏师承略著笔墨，“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杨时）先生于京师”。《宋史》本传及《宋元学案》也依此说录以“幼事”“尝见”，与张栻过从甚密的朱熹则表明张栻师承胡宏。
吕祖谦家学师承要比张栻、朱熹更为深厚与驳杂，其与杨时的师传关系也显示了不同的向度。杨时传于张九成后经韩元吉再传于吕祖谦，陈傅良则援引吕父所说认为祖谦实乃张九成亲炙，“余尝闻吕伯恭父云：某从无垢学最久，见知爱最深”（《止斋集》卷四十二）。另一条线索为吕祖谦受到伯祖吕本中影响上承杨时，“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传也”（《宋元学案·紫微学案》）。吕祖谦与张栻、朱熹齐名，并称“东南三贤”，积极沟通调和儒学南传中形成的对立与分歧，曾经促成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宋史》将吕祖谦列入《儒林传》而非《道学传》，实在因为他长厚、宽大、和顺，颇有春秋儒者古风。
儒学南传过程中发生的趋于内敛自省的文化转向，使南宋政治、文化和社会呈现出与北宋迥然相异的面貌，塑造了此后历代与汉唐不同的民族精神和家国形象。思想与政治的保守、文化和权力的专制互为因果循环，让南宋陷入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行暮季世。学术视野趋于狭隘而理论创新的活力渐至僵化，内部对儒学元典和原则的解释又难以达成一致，在朝廷上为政者异论相搅不能出谋划策以安邦定国，固守乡土地缘和师承门墙引起的分歧与倾轧，使理学家及其信徒充满内外交困的矛盾与冲突，政治上碍难措手也让拒绝改革者有了借口时刻退缩和妥协，道德上理想与现实的扭曲和错位消解了社会秩序，儒学文化价值传播被科举所需的知识传授所取代，士人只好将济世的热情转化为传统笼罩下的教育，使得两宋这个被冠以“新传统主义”的儒学复兴时代，以巨大的惯性造成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这一转向对学术思想发展和儒家文化传播影响深远，直接导致许多方面堪称发达和先进的宋代趋于保守，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开拓或者说孕育出近代化的种子。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