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当下中国政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而如何准确理解为何要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而且还关系到中国政治的理论研究水平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首先，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使然。纵观国家治理的历史，若以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来看，中国先后经历了君主主导、军阀主导和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自秦汉大一统到清朝末年的两千多年间，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主导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君主“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是该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从而带来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恶性循环和夜郎自大心态的人治弊病。这一国家治理的弊病，在鸦片战争后的西方挑战和国内农民起义中，更是集中暴露出来。而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借重地方武装力量，支持“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施行清末新政、废除了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制度化联系机制的科举制。这些却促成了割据混战的军阀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军阀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就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危机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军阀主导的国家治理危机，客观上催生了政党这一具有鲜明意识形态、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政治组织，从而开启了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尽管孙中山最早尝试创造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其继任者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上，最终蜕变为新军阀统治。而我们党则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凭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并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成功领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征程，真正实践了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显然，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是使命型政党的实践使然。不同于狭隘利益型和利益分割型的西方政党，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担负着实现全人类解放使命的政党，是一种使命型政党。显然，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远大理想和最高纲领。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需要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作为过渡，需要社会主义这一纲领作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较低纲领。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解放思想进行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作为自身的指导思想，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然，为了实现上述理想和纲领，民主集中制成为了我们党这类使命型政党的自身运作以及领导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由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可以实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是一种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我们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此外，鉴于权力约束的普遍真理性，虽然没有西方的政党间竞争轮替式的制约压力，但我们党自觉进行自我约束，勇于自我革命，进行适应性调整，而这为使命型政党领导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显然，从上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以及适应性调整的根本保障，均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使命型政党特色，从而成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导的基本前提所在。
此外，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是“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之间的比较使然。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自由民主一时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然而，在步入21世纪之后，实行自由民主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却纷纷出现了恐怖袭击、社会极化、民生凋敝甚至国家分裂危机。例如，2011年初被称为第四波自由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之春”，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很快变为“阿拉伯之冬”。即使是在欧美发达的民主国家中，“黑天鹅”事件频发，民粹主义充斥于政治的核心舞台，政党恶斗，国家治理低效。在此情形下，近年来欧美民众对民主制度价值的认同在不断下降，政治参与的兴趣在不断下降，对强人政治的认同却在逐渐上升。这些均造就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就了“世界之乱”的境遇。而与“世界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之治”持续彰显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的效能优势。
总之，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具有上述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根基。为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更加充分认识党领导的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当然，自信不等于自负。我们还要建立和健全使命担当、为民执政和靠民执政的制度，坚决维护和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实现以党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实践上来。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