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大湾区正在以创新驱动推进科技、产业、金融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优化创新生态，积聚创新资源，加紧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一流湾区。但是，相比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造成的制度差异，一方面预示着大湾区将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区域协作制度创新，但目前也成为影响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近年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制度创新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大湾区创新性要素的顺畅流动，使三地合作达到更高水平。
首先，顺应产业转型的制度需求，提供有效的顶层制度供给。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过去，粤港澳合作以“前店后场”的自下而上的互补式的产业合作模式为主，此分工体系主要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如今，升级版的粤港澳合作是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下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高端化、智能化的先进制造业与港澳的现代服务业进行合作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2020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大湾区产业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主导有机结合，出台相应的区域产业合作协调政策，打造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植价值链上游企业，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同时，以“创新”立湾，加强基础研究力度，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弥补先进制造领域在基础研究、源头创新领域的短板，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其次，消除区域科技合作的制度障碍，加强科技创新协同，建立区域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合作是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19年1月，广东省《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粤港澳科技合作机制。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向港澳开放，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牵头或独立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另外，建立省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机制，建立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等。同时，三地加大协同力度，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共同打造创新资源集聚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一系列创新平台。在此基础上，加速知识生产和转化，使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研发中心与科技创新企业和智能制造企业对接，共建共享科技信息平台，联手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此外，赋能金融科技，建立跨境金融合作协调机制。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要求建设科技创新金融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金融对接科技产业服务模式创新。
再次，完善激励制度，吸引一流创新人才聚集。建立知识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消除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广东省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允许高校独自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对科技人员实施股权激励，赋予科技人员成果所有权等。同时，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动障碍，通过互认专业人才资格，对专业服务人员跨境执业等放宽限制；提升跨境人才流动的公共服务水平，在跨境税收、过境签证、边检制度、居留许可、跨境办公等方面增加制度弹性，为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提供便利，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交流合作。另外，为大湾区人才聚集新动能，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机会。2019年5月，广东省颁布实施《关于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推出创业就业补贴、安家补贴、交通补贴、个税差额补贴等多项措施吸引港澳人才。
最后，加强制度软环境建设，营造良好创新文化氛围。文化和价值观等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可以加强大湾区文化建设的“软联通”。粤港澳大湾区同属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岭南文化圈，在此基础上营造更加开放多元、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有利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增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爱国、创新、诚信、担当的企业家精神，将会促进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创新国度。深圳市于2019年11月1日设立企业家日，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大力弘扬。此外，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校园创新创业文化建设指引。创新文化犹如雨露一样滋养着创新精神，有利于全社会提高对创新创业的认知，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双创”互动和融合。
大湾区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三地协同发展中存在的行政、技术、人才、资金等壁垒，区域创新成果将辐射和惠及“一带一路”和全球。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有利于通过制度创新减少三地制度差异、通过政策协调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作者系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教授）
